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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廊道:连接生物多样之桥

2021-10-11 08:58:14    来源: 中国自然资源报    作者:陈舒

核心提示

藏羚羊与高铁“合影”,金钱豹带娃“遛弯”,大熊猫回了“娘家”,东北虎豹接连出镜……一段时间以来,祖国大地上的野生动物们频繁上演着寻亲访友、乔迁产子的生态轶事。

多样世界,生生不息。为这些动物精灵们自由通行和交流创造条件的,便是本版的主角——生态廊道。

近年来,我国通过生态廊道建设连通破碎化的栖息地,构建起一张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,为野生动物的迁徙、繁衍提供了保障。

走进“生态廊道”

扎根塔里木河流域潜心生态研究20余年,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徐海量明显觉得,野猪、黄羊、灰鹤等早些年难觅踪迹的野生动物,现在经常可以见到了。

塔里木河下游的生态廊道几经修复和补水,滋润了两岸的胡杨林、湿地,为流域野生动植物繁衍栖息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。曾经起风能吹一嘴沙之地,如今已是野生动植物的“天堂”。

在世界各地,像塔里木河流域这样受益于生态廊道的,还有许许多多。

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,世界各国的野生动植物专家发现,建立自然保护区能够有效保护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,但如果保护区彼此分割,动物间找不到彼此,它们就可能发生局部灭绝。

“生态廊道”又称为“生物廊道”,它的作用即通过走廊的形式把若干破碎化的物种栖息地(或生境)连接起来,减少“孤岛”效应,它是濒危物种保护的一种重要手段。我国林业行业标准《自然保护区名词术语》中,将生物廊道定义为:“连接破碎化生境并适宜生物生活、移动或扩散的通道。”

扩大和修复栖息地,增加野生动植物基因交流,减少动物近亲繁殖,保护生物多样性,成为专家学者对生态廊道作用的一致评价。

记者了解到,生态廊道有多种形式,大致可以分成生境走廊和生物通道两类。生境走廊属于大尺度的生态廊道,一般要具有适宜的生境,能够让物种在其中生活、移动和扩散,还能适应外界环境变化,简单来说就是野生动物在里面能“过”也能“住”。生物通道是小尺度的生态廊道,常见的是横穿公路铁路的“高架桥”“涵洞”等。

为野生动物穿越公路修建的生态廊道,最早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。实践证明,这些种植了当地植物和设有引导栅栏的通道确实发挥了作用。

加拿大班夫国家公园的生态廊道也是成功案例之一。资料显示,公园至今已建有6座天桥、38个地下通道,14余万只野生动物穿梭其间。动物、车辆各行其道,降低了“路杀”风险,也让科学家们进一步了解了野生动物的特征和习性。比如,黑熊、美洲狮、麋鹿学习速度快,几天就用上了生态廊道,而猞猁和狼獾则花了5年之久;食肉动物的适应速度比食草动物慢;生物廊道有助于维持灰熊和黑熊的种群健康遗传,等等。

我国的青藏铁路穿过藏羚羊往返的三江源和可可西里地区。为最大限度减少工程对生态系统的影响,青藏铁路规划之初就依据沿线野生动物的种类、习性以及地形地貌等特点,设置了33处、总长逾58公里的野生动物通道。雪域高原上,飞驰的高铁与数万只迁徙藏羚羊同行的画面震撼人心。

生态廊道为身处工业世界的人们走近生灵,探寻人与动物、大自然和谐共处之道,架起了一座桥。

连起破碎的家园

“绿孔雀啊绿孔雀,绿孔雀啊你在哪里?云烟绕,藏幽径,你是神鸟……”在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(COP15)召开前夕,一首原创歌曲《绿孔雀》在网上的传播,引起了人们对这一珍惜濒危物种的关注。

目前全球共有3种孔雀,分别是绿孔雀、蓝孔雀和刚果孔雀。而绿孔雀是我国唯一的本土原生孔雀,也是最为珍稀濒危的野生动物物种之一,仅零星分布于云南的8个州市。

得知《云南省国土空间规划(2021-2035年)(征求意见稿)》提出,未来全省将推进元江生物多样性保护廊道、普洱—西双版纳生物多样性保护廊道等6条生物廊道建设,云南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秘书长韩联宪笑了:“期盼很久了,生态廊道对绿孔雀生存繁衍肯定是好的,凡是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措施我们都非常支持!”

韩联宪告诉记者,元江中上游季雨林植被茂密,人类活动少,是绿孔雀的理想家园。但栖息地的破碎化,使得绿孔雀大多生活在三、五平方公里的小片区域,种群交流深受困扰。

事实上,不只是绿孔雀。栖息地破碎化是我国野生动物面临的普遍困境。2015年国家林业部门相关负责人指出:我国野生动物栖息地破碎化严重,近九成野生动物栖息地受到影响。

西南林业大学教授巩合德在给云南省政府提交的一份建议中提出:线性工程高速公路、铁路的修建,将会使得穿越地区内动物的正常迁徙通道受阻,影响了生物间的交流,阻碍了物种传播,对整个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多样性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。

调查显示,适宜在低海拔热带雨林生活的海南长臂猿,有些困在了高海拔热带雨林;野生亚洲象栖息地被分割为多个斑块;259只野生大熊猫隔离分布在25个斑块中;迁徙的候鸟找不到了适合的生境……

业内人士指出,濒危野生动物因迁移受阻导致的近亲繁殖,其危害更甚于盗猎盗杀。“栖息地的高度破碎化导致小种群之间缺乏基因交流。生态廊道是最直接、最简单的方法,把小种群重新连接,改善遗传多样性,避免小种群因为一次疾病或者自然灾害陷入灭绝漩涡。”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范朋飞说,小种群和小种群的生境如同一把大伞,生态廊道把这把大伞撑开,伞下的其他物种也能受到很好的保护。

目前,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廊道建设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。

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: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,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,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。“十四五”林业草原保护发展规划明确,抢救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物,划定并严格保护重要栖息地,连通生态廊道。

占全国陆域国土面积2.3%的国家公园,成为实践的主力军。2016年以来,三江源、东北虎豹、大熊猫、祁连山、海南热带雨林等10个国家公园试点,强化典型生态系统和主要保护对象栖息地保护修复,连通生态廊道,积极解决自然保护地碎片化问题,大熊猫、东北虎豹、藏羚羊等珍稀野生动物种群明显增加。

与此同时,各地积极优化空间格局,把生态廊道纳入蓝图。

青海省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确定了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生态廊道,力争通过生态廊道的管控和预留,保障野生动物栖息地之间的通畅联系。

川渝两地联合开展了国土空间生态修复,以推进长江等“六江”生态廊道建设为抓手,重塑自然岸线,保持长江流域生态原真性和完整性。

广东省依托沿海滩涂和珠江、西江等重要水系,构建了“两横四纵多支多点”的珠三角地区水鸟生态廊道空间布局。未来5年内19条水鸟生态廊道构建的生态多样性保护网络,将有效维持区域生态系统安全和稳定。

建廊道有“门道”

建在哪里,效果怎样,是生态廊道建设的两大关键。国宝大熊猫守护地之一的四川,提供了经验。

“四川是大熊猫主要分布区,栖息地破碎化的小种群也是最多的。”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松介绍,经过数十年各界人士的努力,大熊猫从“濒危”转为“易危”,但栖息地破碎化问题严重。仅岷山一带,大熊猫数量少于14只或10只以下的小种群就有十来个。

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后,四川在岷山山系、邛崃山系和凉山山系,自北向南规划了9条生态廊道。杨志松告诉记者,开辟生态廊道要考虑多方面因素。

以凉山小相岭山系的拖乌山生态廊道为例。这一带是大熊猫栖息地破碎化最严重的区域之一。根据资料显示,该区域大熊猫种群已经大幅度下降,专家认为如果缺乏基因交流或者外来个体补充,这里的种群在80年内会趋于灭绝。拖乌山生态廊道,成为连接小相岭山系“公益海”和“石灰窑”两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的关键。

茫茫林海,如何确定这座“鹊桥”的位置?

杨志松介绍,研究人员首先要根据长期野外监测数据,评估大熊猫栖息地质量,确定栖息地斑块,其次,分析干扰动物穿越的因子,如国道108线,天然林采伐、放牧、挖药等人类活动,之后,运用相关理论和方法,确定生态廊道的位置。

为了给拖乌山廊道的建设提供有效数据支撑和建议,研究人员布设了102台红外相机进行长期监测。结果表明,放牧是最严重的人为干扰因素,占比达89.7%。其中,黄牛和羊的干扰来自石棉县;耗牛和马的干扰主要来自冕宁县;干扰集中在廊道的西北部,7月和11月最严重。这些监测结果为廊道建设和管理提供了重要支撑。

当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们穿过拖乌山生态廊道设计区域时,杨志松等大熊猫的守护者们有理由相信,该处廊道设计是科学的,将为大熊猫的交流带来福音。

目光转向深圳。

车水马龙的超大城市,过街走天桥稀松平常。不过,深圳大鹏新区的这座“天桥”,使用者可全是野生动物。

去年4月,深圳首条野生动物保护生态廊道——大鹏新区“排牙山—七娘山节点生态廊桥”投入使用。项目建设面积132公顷,廊桥跨度60米、宽50米,服务以豹猫为代表的大鹏半岛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野生动物。

“在这之前,坪西高速公路将排牙山和七娘山两大生境斑块隔断,导致深圳东部绿廊无法贯通。很多尝试到山那头的野生动物遭遇了‘路杀’。”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大鹏管理局林业科科长翁洪明告诉记者。

按照《深圳市大鹏半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》,要构建点线面相结合的生态廊道网络体系。保证大鹏半岛南北向连通的7号节点排牙山—七娘山生态廊道,率先动工。

这样一座人工桥,如何让野生动物爱走,愿走?

“关键要融入周边环境,形成适宜野生动物迁徙觅食的生境。”翁洪明介绍,大鹏新区参考了大鹏半岛自然植被结构,实施了地形整理、植被恢复、林相改造等工程。同时,对桥两侧栖息地优化改造,营造了更丰富的湿地系统,使生态修复节点周边环境与廊道生境保持一致,引导野生动物利用生态廊道通行。

豹猫、野猪大摇大摆地穿梭溜达,黑耳鸢、夜莺惬意地觅食和洗澡,斑腿泛树蛙、黑眶蟾蜍产下了小宝宝……运行一年多来,廊道已成功吸引了哺乳类、爬行类和两栖类的40余种野生动物的光临,在各大媒体火速“出圈”。

“排牙山—七娘山节点生态廊桥连通了生态断点,保证了两大斑块之间物种的迁徙和基因交流,对维持生物多样性、保障深圳市生态安全意义重大,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。”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林研究中心的专家给予了充分肯定。

探寻未来之路

国庆节期间,南京市第一中学的甜甜老师在蚂蚁森林每日“最新动态”推荐栏目,观看了一个滇中地区生态廊道介绍小视频,看着志愿者们顶着风雨精细呵护山坡上一棵棵小树苗,甜甜感慨地说:“原来修复一个生态廊道这么不容易。”

线上,关于生态廊道的宣传如火如荼;线下,关于如何建设好生态廊道,进一步扩大栖息地的探索和思考同样在持续。

从需求出发,是专家们的共识。

“生态廊道能把孤立的野生动物栖息地或自然生态系统连接起来,是解决土地紧张、野生动物栖息地不足,让濒危野生动物突破隔离和安全迁移,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种有效做法。”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中国委员会委员、海南大学教授杨小波博士说。

“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总面积有4400余平方千米,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地被公路、人工林、村庄等分割成了许多斑块。要有效地保护这里的野生动物,需要科学地建设好生态廊道。”杨小波认为,建设生态廊道要明确为谁服务,是面向某一特定物种的专用廊道,还是大部分野生动物都能使用的广谱型廊道。同时,廊道建设涉及方方面面,空间位置、植物种类的选择、物种的迁移习性等等,需要不同专业的专家集思广益。

今年夏天,一群亚洲象说走就走的旅行,深深牵动着人们的心。这场野象迁徙记,见证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。但无法回避的是,栖息地破碎化仍然是亚洲象保护中的痛点。目前,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老挝北部3省共建133平方公里联合保护区,保障了亚洲象跨境种群交流安全。

西南林业大学教授巩合德认为,亚洲象的活动区域非常大,经常跨地市甚至跨国迁徙,他建议建立大尺度生态廊道。从区域生态学考虑,开展连续流域和山脉的区域层面、国家层面的大型生态廊道建设,加强区域生态系统连通性和完整性,整体提升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。在大型廊道规划和建设的过程中,需要省际乃至国际合作。要统筹考虑生态保护和生态廊道建设。建设生态廊道时,应注重与生态保护基础和规划统一融合。

“生态廊道建设普遍存在系统性不够的问题。”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松指出,从规划建设到监测评估是一个系统工程,要以长期的科研监测为依据。目前,大部分都是零散的项目,整体统筹、系统谋划亟待加强。

大自然保护协会(TNC)中国项目科学主任靳彤谈到了“滇金丝猴全境保护网络”,她认为,生物多样性保护要尽可能让当地老百姓参与进来,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,让老百姓在生态廊道修复、森林管护中获得收益,在绿水青山中找到金山银山的转换路径,“不考虑当地老百姓在这里面的生活需求和发展,是持续不下去的。”

这些年,TNC等公益机构充分发挥了黏合剂的作用,组织社会各界力量守护栖息地,保护生物的多样性。靳彤告诉记者,她的团队做了许多微观尺度的栖息地生态廊道修复工作,但她同时强调:“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现在还没被破坏的栖息地保护下来,而不是等破坏了才去补救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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